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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
作者：王国敏 王增智
来源：《理论探索》2009年第05期
[摘要]从世界历史和当代中国现实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这个理论体系所独有的理论品格和独特蕴含：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蕴含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独特性，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总结，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体性凸显的理论表达。 [关键词)理论体系，道路，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09)05—0009—04
“特色”是一个事物或一种事物显著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风格、形式，是由事物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具体环境因素所决定的，是事物所独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这个理论体系所独有的理论品格和独特蕴含。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蕴含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独特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表达，其特色形式首先寓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用的话说就是，“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这里的“不够格”是指“不够”经典作家所论述的那个“格”，即是我们通常所说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与经典作家的设想有一定差距的现实存在。“不够”意指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情势。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区分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对我国社会主义建立的基础是这样阐述的：“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种落后状态虽有所改善，但仍然属于一种“不发达状态”。党的十五大把这种“不发达状态”表述为：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等。这就是说，我国生产力水平仍然没有达到经典作家所设想的那种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 社会主义要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不能教条地套用经典作家的理论。经典作家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建立于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之上的，这是最核心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是以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前提的，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是中国最基本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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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这一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独特性。这个“特色”又决定了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为逐步实现经典作家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处于“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这个特殊性并不是说我们搞的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说我们没有资格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经典作家理论上阐释的那种社会主义，是一种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一种“国情化”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社会矛盾没有变。”这就是说，虽然我国经过60年的发展，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大力和发展生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总结
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这是对历史经验和教训总结后得出的科学结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既符合一般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更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情性。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是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中渐次展开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时，党十七大报告又提出了与之相配套的五条具体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一条伟大道路和五条具体道路都充分地突出了“中国特色”。从全球化的意义上看，要展示“中国特色”，作为发展层面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与当前具有数量优势的资本主义在并存中竞争发展；二是与其他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相区别。
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和当代资本主义在并存中竞争发展。马克思认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也就是说，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当代资本主义有质的不同，但却同处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第二大形态，即具有相同的“社会存在”。这构成了我们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外部环境的认知。从世界现代化发展史看，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大部分是资本主义的，是在工业或产业以来近300年间逐渐完成的。社会主义要真正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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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拥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因此，中国要用100年的时间，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具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世纪以来，伴随着科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世界范围内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加剧，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也日益明显，压力越来越大。进入21世纪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都也面临着各种危机的挑战，特别是当前的金融危机使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步履维艰。因此，我们要抓住机遇，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通过进一步思想，深化改革开放，赶上时代潮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统筹四大建设，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这四大建设的关系是，经济建设是基础，民主政治是保障，文化建设是支撑，社会建设是根本。这四大建设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通过实践来完成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历史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我们曾经仿效苏联模式进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结果导致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有效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一穷二白”的状况。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我们痛定思痛：“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否定了苏联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探索出了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否定了苏联单一的计划经济，探索出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通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与原欧洲社会主义模式和当前的朝鲜、越南、古巴和老挝社会主义模式相区别。前南斯拉夫形成的是市场社会主义加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匈牙利形成的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当前的朝鲜、越南、古巴和老挝由于对自己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定位不同，因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如，越南对本国发展阶段的定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而老挝对本国发展阶段的定位是：“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起码条件的阶段”。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石；把和谐社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党建的基本原则；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根本动力；把和平外交作为基本的对外关系原则等，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简称“中国模式”。一句话，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就是“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道路”意味着自主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把自主创新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中国特色”优势，五条具体道路必须凸显“中国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要求，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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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社会主义理论意义上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可以是多元的，并不具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发展模式。既然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那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即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由于历史条件变化，其具体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从实践意义上看，由于各国的自然历史条件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决定了社会发展模式的多元化。这是规律性与选择性辩证运动的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将一种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是不具有现实意义的，也是违背马恩列经典理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逐渐摆脱前苏联和其他国家建设模式对我国影响而最终步入“走自己的道路”的30年。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体性凸显的理论表达
民族主体性是一个哲学范畴，是一个在与“他者”交往过程中凸现出来的民族自觉能动性，主要体现为：性、选择性和创造性，是自主处理内外事物而不受“他者”干涉的自信和能力。性是选择性和创造性的前提；自主的选择性和创造性又体现了性。在世界语境中，一个民族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民族国家的主权，这是凸显民族主体性的一个政治前提；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是一个民族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又被称之为“硬实力”；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这是民族主体性的符号象征，在当今被称为“软实力”。但具备了这三者的民族国家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凸显其民族主体性，在今天激烈竞争的世界里，要凸显民族主体性还必须依赖上述三个条件的“强劲”程度。这种“强劲”主要体现在能够自主地处理内外事物而不受“他者”的干涉。也就是说，当一个民族国家在与“他者”交往的过程中可以说“不”的时候，也就是其民族主体性凸显的时刻。因为民族国家间的交往应该是平等的，平等的交往就意味着对双方或多方主体性的尊重。在“落后就要被挨打”的世界语境下，一个主权国家要获得这种尊重就必须通过大力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使上述三个条件“强劲”起来。“一个民族的发展态势从长久的落后走向振兴、自强，能够自豪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民族主体性的发扬。”因此，严肃地指出：“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就是说，没有一定的实力，凸显我们民族主体性的空间就被钳制了。 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角度看，中国民族主体性在世界范围内凸显是中国党人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但是，“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从民族主体性的角度来解读这段话，其含义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来完成，我们绝不做别国的附庸，别的国家也不能损害我国的利益。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艰难探索，我国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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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实质上说，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是中国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历史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凸显新时期民族主体性之实践和理论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凸显其主体性的道路。
从当代中国的现实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30年改革开放实践，“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是中国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而这一觉醒在“历史新时期”表达了中国民族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和重构。在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解决了民族问题，为在国际舞台上彰显自己民族主体性提供了政治前提。今天，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并存中竞争发展，并且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强国，或是第三世界的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强国并存发展。在这种世界结构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如何体现出自己民族的主体性问题就很严肃地摆在中国党面前。中国党通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世情、社会主义建设各阶段的具体时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30年。30年的建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弘扬民族主体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文化方面，“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同时使之与现代文明相协调，既保持民族性，又体现时代性。经过30年的文化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得到长足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显著增强。
主权、经济繁荣和文化价值的积极拓展，使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特别是在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和其他方面亟待解决的危机中，中国的主导性作用将会越来越大，中国民族主体性也会随之越来越凸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百年梦想在此时变为实现：“今天，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稳定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蓬勃生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中国党的领导与凸显中国民族主体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中国民族主体性的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中国民族主体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凸显的理论符号。总之，“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通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振兴中华民族，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真正当代意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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