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教育制度建设与儒家教育思想反思
摘要：汉代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与文化学术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汉代教育制度、汉代儒学和儒家思想的简单介绍，阐述了儒家教育思想对汉代教育制度的影响以及“独尊儒术”对汉代文化教育的影响。
关键词：汉代教育制度 儒家教育思想 独尊儒术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制度基本轮廓的初步形成时期，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与封建官学制度的形成，文学艺术的繁荣与鸿都门学的创建，今、古文经学之争与私学的昌盛，无不对后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与文化学术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汉代的教育制度
汉代的教育制度，有官、私学之别，官学有、地方设置的不同，私学有高、低级分立的差别。
1.汉代的官学制度。汉代官学，主体是太学；另外，设置的还有鸿都门学和四姓小侯学；地方设置的有郡国学。从设置层次讲，太学是级最高学府，培养高级管理人才；郡国学，则负担着为太学输送生员和为地方培植官吏的任务。而以性质讲，鸿都门学和四姓小侯学都是特殊的学校，是因时因事而设的专门类学校。
①太学教育制度。太学的设立是在武帝时期，根据董仲舒的提议，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的推行，而开始设立的。西汉的官学，肇始于文、景之时的博士之设，大兴于武帝时的太学创立。太学的繁兴，是西汉官学发达的标志。文帝时，除了设置诸子专书博士以外，同时还设置了儒家的“专经博士”。 经学博士的设置，到平帝、王莽新朝时，达到了最高峰。总括两汉博士官的考选制度，汉初仅荐举、征选，武帝后则又加实行策试选拔制度，到东汉初，日臻完善、严密。东汉中期以后，随着政治的日趋，博士考选也逐渐松弛、泛滥，终成为一种腐朽的制度了。
②太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制度。除学习专经之外，《论语》、《孝经》则是每个学生必读的。授课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由博士对弟子直接授课。这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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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太学创立初期，弟子数量还不太多时。二是先由老师传授给高材生，再由高材生传给其他弟子。多在东汉中、后期，太学里多至成千上万以后。在讲课之外，师生之间大多进行研究和讨论，而这种研讨式的教学，则更有利于对经学的深入钻研。在教学管理上，汉代太学对学生采取的措施是考试。
2.汉代的特殊官学制度
①四姓小侯学。这种学校创始于东汉明帝永平九年。当时明帝崇尚儒学，亲自讲经。但在当时势力很大的外戚四姓：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被称为“小侯”，为了教授他们的子弟，即设置这种特殊的四姓小侯学。但后来这所学校的招生范围逐渐扩大，并不限于四姓。凡贵族子弟，不分姓氏都可入这种学校。后来这种宫廷学校又有新的发展，甚至并非一个。鸿都门学，始设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因其设在都城洛阳的鸿都门而得名。汉灵帝是个爱好艺术的皇帝，为满足自己的爱好和培养自己喜好的人才，创设了鸿都门学。在招生对象上，鸿都门学专门招收那些没有名望的，为世族官僚看不起的豪强子弟。在入选标准上，要各州郡选派有艺术特长的人入学，而不管其出身门第如何。在教学内容上，则摒弃经学，专以辞赋、尺牍、字画为主课，与太学大相径庭。鸿都门学，将教育从儒学经典中出来，为后来的各种专业教育开了先河，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②地方官学——郡国学制度。汉代的行政区域，在地方以郡和国为单位。地方的官学，即称郡国学。其创立始于景帝末。两汉郡国学的普遍设立，开始于武帝时期。郡国学的教学内容，至元帝时已设置了五经的教官，可知以五经教学为主；到平帝时，除郡国设学外，县、乡、聚，各设官学，已经形成了系统完备的官学，而且规定，在庠、序中，《孝经》是必修的课程。
3.汉代的私学制度
汉代的私学，从学制上，大体可分三个阶段，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中学、大学。小学阶段主要学习任务是识字、习字。这种学校称为“书馆”，所用教材主要是“字书”。学童在学完“字书”以后，就进而学习《孝经》、《论语》，这就算进入“中学”阶段学习了。学童在接受这种“中学”教育之后，即可从事实业或做小吏了。要想继续深造，就必须专攻一经。从学籍管理讲，私学学生分及门受教和著录弟子两大类。及门受教，是须亲往老师住处听讲学；著录弟子则不必亲来受业，只须在名儒学者门下著册，就算是其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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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代儒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儒家思想
秦代及汉初儒家不为统治者所用，受到压制，一度消沉。汉武帝积极推行主义的集权制度，董仲舒等适应这个政治要求，援引春秋“大一统”的理论，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学”作为集权国家的统一的思想，儒家又兴盛起来。武帝接受了这个建议，立五经博士，设官学，以儒家经典作为学校的主要教材，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就这样确立下来，官学和私学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传授儒家经典的，当时有所谓经今文学派和经古文学派，他们对的解释不同。前者得到了官方的扶植，后者则由民间私人传授。它们之间的斗争一直进行到东汉，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的斗争。首创今文经学的董仲舒，适应封建主义的需要，根据阴阳家的学说来解释儒家经典，建立了一套神学的世界观，认为天是“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君主是秉承天命而统治人民的。他的“天人感应”理论，说天是用符瑞和灾害来指导人的行动。他以神学观点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是永恒的，封建社会秩序也是永恒的。董仲舒还根据他的“阳尊阴卑”的理论，建立起“三纲”的道德观念，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年的伦理思想基础。汉代儒学就是这样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逐步走上了神学化的道路。两汉时期另外一些儒家学者如扬雄、桓谭、王充、仲长统等，对董仲舒等人的天人感应说进行了批判。
1.汉代儒家的天命思想
汉代儒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观念，就是天命观。它曾是汉代最发达，也是最活跃的思想观念。这一观念从天开始，通过祥瑞、灾异等征兆，预示着人间某种事态的发生，进而与人相连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汉代儒家的天命思想是为王朝政治服务的，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就是，君主的行为受到上天的监督，君主的行为如果受到上天赞许的话，上天就会示祥瑞；如果受到上天反对的话，上天就会示灾异。君主还受到上天的保护，君主受命于天，君主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汉儒天命思想的这种泛政治化倾向为王权的合法性提供了辩护和反思，一方面它通过认证帝王受命于天的合法性，用神权维护王权；另一方面又通过上天谴告帝王的形式，用神权王权。如果追溯起来，儒家的天命思想最早产生于殷周之际的周人道德觉醒之中。天命思想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儒者们的整合倡导，由开始流行于民间发展到在上层社会中广泛流传，并形成重要的历史传统，至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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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统一天下之时已蔚为大观。陆贾是汉代宣扬天命思想的先驱者。天命思想是董仲舒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理论基石。陆贾、贾谊、韩婴虽然关注此事，却尚疏于系统理论体系的构建；董仲舒则不然，他注重建立起一个完整而严密的理论体系，去负载他的思想学说。汉代儒家的天命思想使儒学在与其他各家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儒家的天命思想同封建政体相整合，大力宣扬神秘主义，为封建大一统的巩固而服务，这也是汉代儒家最具创意的部分。儒家天命思想虽然达到了把伦理道德同封建相整合的目的，结果却出乎意料，大大助长了两汉之际的迷信思想的盛行。从此以后，阴阳灾异的风气湮没了思想学术，各种迷信禁忌替代了自由研究。汉代天命思想虽然给汉代思想学术史带来了低潮，给汉代思想学术界的自由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是，中国古代政治一直深受天命思维模式的影响，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个别儒家代表的思想
汉代儒家思想间的多元、融合是在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创新基础上而来的，不是凭空产生的 。新学说总是对原有的旧学说继承的要比发展的更多一些，陆贾和贾谊对先秦儒家思想的理解是建立在对汉初现实情况和对先秦历史经验的总结的基础之上的。陆贾和贾谊都是汉初重要的思想家。陆贾的仁德思想可以概括总结为“以道德为上，以仁义为本”。陆贾的这种仁德思想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陆贾的仁德思想把道德和仁义融合在一起。《礼记·乡饮酒》云：“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曰：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是故圣人务焉。”可见，道德是圣贤自身所必须具有的一种修养。《孟子·尽心下》云：“仁也者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可见，仁义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准则。陆贾对道德与仁义的理解与传统的先秦儒家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基于这种认识，陆贾十分强调一个人若要建功立业成就圣贤，就必须十分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第二个方面，他反对单纯依靠刑罚，强调统治者要爱惜民力，不要扰民，也不要与民争利，更不要“举措暴众”。 陆贾劝告高祖行仁义，兴学校，文武并用。贾谊思想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突出地强调以礼治国。他的这种礼治思想是对先秦儒家礼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贾谊特别注重君主教育，认为培养贤明的君主是巩固统一与集权的首要工作。贾谊还继承荀子“注错习俗”之说，重视环境的教育作用。扬雄主张善恶混的人性论，认为人的好坏全是环境和教育的结果，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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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强调“强学而力行”和“求师”。
三、儒家教育思想对汉代教育制度的影响
汉朝建立之后在教育制度上继承了秦朝的学室制度。上举《汉书·艺文志》小学家云：“汉兴，萧何草律，亦注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萧何“亦著其法”就是相对于秦律而言的，即保留了秦法，太史所试的学童就是秦的“学室”弟子。而文翁兴学，人们是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待兴学，文翁所选派的本来就是官学子弟，这些官学子弟原先所学就是沿袭秦朝而来并得以不断补充的律令典章等内容。武帝时立儒经博士，他学不立，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考虑，不等于他学不授不习不传。汉初黄老之学兴盛。所谓“黄老”，王充讲得较清楚：“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汉初的黄老之学，是一种特定的学术思潮，它尊奉皇帝，本于老子，在先秦道法合流的基础上，兼综其他各家思想并注入了汉初的时代精神，由于符合汉初的实际国情，得到汉初君臣一致推行。
武帝时期，如何培养、选拔适应于封建统治的人才成为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兴太学、重选举和独尊儒术的三大文教，汉武帝设计了求贤的具体方案，武帝遂“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元朔五年，又为博士配置弟子，正式建立了培训在职官吏，培养官吏后备力量的基地——太学。与此同时，又诏令地方郡国亦立学校，以培养当地所需人才。儒家历来看重文化教育，且视它为实现其政治理想之重要手段和途径，因此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方针，是有利于教育的开办与发展的。汉代统治阶级重视和倡导教育。首先是建立视学制度。太学是汉代官办的最高学府，担负着为国家培养中高级统治人才的重任，因而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汉代的皇帝在一定时期要到太学视察。这种视学制度，表明了统治者对人才培养的关注，它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太学师生教学的积极性，对太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任用。其次是确立太学的教授——五经博士之显要地位。武帝初置五经博士，定禄四百石，宣帝时增秩至六百石。尽管他们的俸禄不高，属中级，但其地位颇高。再次是汉代重视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和保存。最后是汉重视对教育的投入。汉代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建立了一套学校制度。在选官时，除重视儒生外，也重视文法吏。汉代通过博士弟子制为太学的学生敞开了仕进的大门，又通过贤良方正、孝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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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经等科的察举及征辟为地方官学、私学及自学者提供了入仕的机会。
秦和汉初分别采取法制（法家）和无为而制（道家），事实证明都不能巩固统治地位。到了汉代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先秦儒学为中心的新儒学应时而生。①西汉继承了“以德化民”的儒家传统。董仲舒继承了儒家传统，非常重视国家教民事业，认为王者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德治和教化，建议在各地方设立学校，以便用仁教育人民，用义来感化人民，用礼来节制人民。同孔子的思想一样，通过道德、伦理的教化来约束民众，使其成为良民。②继承先秦儒学通过探讨人性来说明教育任用的思想。在人性论问题上，他调和了孟荀性善论和性恶论，认为人性是“天”创造人类时所赋予的一种先验素质，人性中兼有善恶两种要素，“善，教训使之然也”，认为善是教育的结果，教育可以使人抑恶扬善。③继承先秦儒家的道德标准，以“仁”和“义”为尺度来衡量善恶。提出“以仁安人，以义正我”。符合孔子的克己内省、自我节制的思想，重视培养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行为准则，也是儒家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西汉儒学继承了先秦的以德制为根本的思想，并为其找到了“天意”的根据，同时对儒学进行了扩充和发展，把它同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把“皇帝至尊，王道三纲”融入其中，从而实现地主阶级的目的。从此，原始儒学被神化、政治化，以培养为政、治民人才为教育目的，儒学开始被定为“经学”，处于独尊的地位。所以说儒学产生于春秋，盛行于汉代。
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汉代的许多帝王养成了崇儒好学、尊师重教的风气。汉武帝、汉元帝、光武、汉明帝、汉章帝、汉灵帝、汉献帝等都是崇儒好学的典型。明章二帝尊师重儒的举动更是传为佳话。最高统治者的言行举动，对汉代崇儒好学、尊师重教风气的形成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任用。东汉末年，“郑玄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可见尊师崇儒的意识观念已渗透到两汉社会各阶层之中。两汉教师地位的崇高，为以后历代王朝所不及，两汉崇儒好学、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亦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现象。两汉的女子教育十分活跃，引人注目。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和经学教育的发展，为广大妇女特别是上层妇女提供了愈来愈多受教育的机会。受过教育的两汉女性，以邓绥、班昭和蔡文姬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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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独尊儒术”文教的确立及其对两汉文化教育的影响
儒家学说自春秋末期孔子创立，经战国时期发展与完善，成为诸子百家中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但一直没有取得官学地位。汉高祖承继了秦始皇巩固统一的思想，当他还未称帝时就仿秦制下令“设三老以掌教化”。他本来看不起儒生，而陆贾却常在他面前称说诗书，要求他“文武并用”。因此他便令陆贾研究秦的成败原因，在思想上受到了陆贾的影响。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巩固和统一集权制度，在文化教育上便接受了董仲舒等的建议，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董仲舒用《春秋》大一统的思想，适应当时巩固统一的要求，对文化教育工作提出了三大建议，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外，还主张兴学校和重选举，基本上都被汉武帝采纳。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汉武帝于元朔五年在长安创立太学，置博士弟子；同时又令郡县察举孝廉、秀才，供统治者选用。设学的目的是养士育材，是培养能够“尊王明伦”的治术人才，它与察举孝廉、秀才的相结合，于是学习儒术成为做官的途径，士人都变成了儒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教的确立，在中国政治史、伦理史、学术史、哲学史、教育史上都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影响弥远。特别是对于汉代教育，第一，直接促进了汉代官学制度的确立。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教化为本”，而不是“以法为本”，它从政治的高度认证了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主张“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把教育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绝对高度。第二，促进了封建教育的政治伦理化。“独尊儒术”意味着汉代统治者视教育为建立和巩固“大一统”集权的统治手段，以“和而不同”的儒学观念指导其统治教化；以“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贵”的儒家伦理道德为教育的核心内容。第三，实现了教育的儒学化。集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文化的贯彻也势在必然。但汉与秦不同，没有采取暴力手段，而是运用改革文化教育的方式，选择了适合中国封建宗法社会集权制度的主张“大一统”的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从而达到了推行文化的目的。“独尊儒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但并不禁绝百家，并开始区分政治与学术，在推行的过程中能够采取较为灵活的方法，使得两汉文学艺术，文化教育，学术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两汉的教育制度是支撑辉煌灿烂的东方文明的重要基石，造纸术在汉代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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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绝非偶然，无疑与汉代教育的繁荣发展有密切关系，汉代那种“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那种积极官吏重视教育，热心办学，甚至亲自执教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两汉教育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值得我们深入细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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